妈妈爱读书，但自从去年满过93岁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看书的时间越来越短。但仍然每天必看，就像吃饭一样，一顿也不落下。
那天早晨，她照例到她的专属书桌看书，看着看着她突然从椅子上滑倒了。我急忙把送她去医院，并带上她正看的那本书。
医生检查完，还好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做了些处置就输液，情况慢慢好转。下午输完液，我把病床摇起来让她斜靠休息。她一坐起来就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我要看书。”
幸好我带来了，顺手递给她，还递上一支笔。这是她几十年看书的老习惯，一边看，一边勾勾画画，看完了还要写读后感，无论是一页还是几行，反正得有感而发。兴致来了，还会断断续续地写一篇散文随笔。她看那本《隆昌作家》，就有一篇她的文章。
靠在病床上看书的妈妈，显然精神状况很差，每看一行字都非常吃力，很久都看不完一页。护士来做治疗时，她要在书中做了标记，才轻轻放下。
见她如此艰难看书的样子，我甚是心痛，更是敬佩。
妈妈13岁考进隆昌简易师范，有幸接受开明校长的爱国教育和地下党员老师的思想引导。在校长支持办的“教与学社”（文学社），辅导员是教国文的沈老师（地下党员），他通过重庆、乐山的朋友，邮购了很多进步书刊，秘密推荐给妈妈他们传阅，还指导他们写稿子，办壁报，并推选一些在《隆昌人报》上发表，沈老师是那个报社的兼职编辑。
从那时起，妈妈对阅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每得到一本书，都如饥似渴地偷偷看，还做笔记，写心得稿子。长达7年（简师4年，中师3年）的校园生活，虽随时笼罩着抗战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白色恐怖，但地下党老师营造的浓浓阅读氛围，不仅拓宽了妈妈的知识视野，还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进步思想，同时，养成了酷爱读书的好习惯。
隆昌解放了，地下党员老师直接带领他们投身改天换地的解放运动、流血牺牲的征粮剿匪和当家作主的土地改革。然后，妈妈随解放军代管团去代管隆昌义大煤矿，创办工人夜校和职工子弟校。煤矿创建了图书室，只要有时间，就可以公开地去看书。更加得意的是妈妈有工资了，虽然微薄，但也从牙缝里挤出些钱来买自己喜欢的书。
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每天都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发生。于是，妈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，更加勤奋地读书、写稿。煤矿广播站、省内外报刊，都可常见她的文章。
在后来的特殊时期，读书写作也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和沉痛地打击，家中书籍多次被抄，劳动改造要她远离书籍，教书也只能教数学。
但骨子里的热爱，无论如何也削之不去，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，她也没有停止过阅读。每天，打扫完办公室楼，她就把废报纸捡回家，翻来覆去地看，见到好文章，就剪下来做成剪报，教我们阅读。
退休后，她到了我家，房子虽然不大，但我也给她弄了一个专门的读书角，小书柜、书桌、文房四宝一样不少，这是她的生活刚需。无论她到我们四兄妹谁家，都得先给她准备好一个看书写字的“办公室”。
几十年来，妈妈把读书这件事简单地融入生命旅程，身体力行地向我们传递“学贵有恒，笃行不倦”的真谛，引导我们姐弟四人学着她的样子传递给儿子、孙子，让读书成为了不朽家风。